过去20年来，各种各样的“MADE IN CHINA”几乎流遍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而“廉价”几乎就是中国产品的代名词，“中国价格”如同一只外人猜不透的魔盒，不管国际市场风云变幻，无论各种原材料如何涨价，中国制造永远能够把任何成本的上涨消弥在国际同行看不到的地方，把价格一降再降，降到令后者只能望洋兴叹，流血退出。
但是，2006年，中国制造不涨价的神话被打破了。10月，广州第100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上，中国制造出口价格平均涨幅10%-20%。而《中国企业家》记者近期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制造业集聚区走访了近10个城市、30家企业，见到的是一个个已经或者正在积极调高产品价格的中国制造商，以及他们身后正在发生着的群体性蜕变。
此次涨价，究竟是一种在各种成本重压和人民币升值下的短期反应，还是与过去的20年挥手作别？一直被欧美代理商零售商奉为“全球制造商不可逾越的标志”的中国制造，如今开始主动调价，在国际市场上还会有竞争力吗？这是中国制造神话终结的征兆，还是中国企业转型的契机？
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曾经同样顶着“廉价货”的帽子、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了“日本制造”、“韩国制造”的神话，但韩日抓住电子工业的两次技术跃迁、产业升级的机会，最终占据了全球制造业的领头位置，成为“雁阵模式” 领飞的头雁。
现在，中国制造似乎同样在等待一次转型的契机。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一个又一个蜕变、死亡、迁徙的故事正在上演。
涨还是不涨？
“第一次提价，提5%就不错了。后来他们也习惯了。海外客户也慢慢有了心理承受能力。”
几乎是怯生生的，全国的制造业主们第一次张开口，向海外客户要求提价。
“应，为什么不再等一等呢？也许铜的价格很快就会回落。”浙江永康超人集团是电动剃须刀产量排名世界第四的企业，但是当董事长应正在2006年年初对海外大客户提出涨价要求时，面对的却是婉转而坚决的拒绝。
宁波慈溪宏一电子常务副总经理董国平用“很困难”来形容他第一次向客户提出涨价：“(提高)5%对客户来讲已经是天方夜谭。其实他很明白材料每天都在涨。但他已经习惯了只跌不涨。有些客户磨、拖，甚至说涨价就不要了。”宏一电子遇到的，同样是强硬的客户。
从2004年开始提价的华立仪表，在国际市场的招标中，不断流标，这在投一次标要与客户沟通半年到一年的电表行业，成本损失巨大。“在出口市场上，最大的竞争者不是国外同行，是中国企业。我涨价别人不涨，就只有失去订单。”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诚告诉记者。2004年华立的出口计划只完成了70%，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5年的下半年。2005年，华立在电表的出口市场销售排名第一，但是利润却刚刚进入前三，成本上升对其利润的挤压，可见一斑。
到了最近，部分行业的制造业主“幸福”地发现，没有道理可讲的海外客户开始慢慢接受他们“一个点一个点”的加价。其实，并不难理解，这个时候，已经是全行业亏损，或者说，行业能够接受的亏损极限已经到了。
咬牙赔钱继续生产的制造业主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第一次提价，提5%就不错了。后来他们也习惯了。海外客户也慢慢有了心理承受能力。”宏一董国平告诉记者，从2004年开始到今年，宏一的电插线板价格平均上调超过30%。
今年10月秋季广交会，超人集团董事长应正终于松了一口气。超人将出口产品价格提高了10%，企业出口量反而增长达20%，超过了企业创立13年以来的任何年份。
而应正的好朋友，中国袜子出口冠军浪莎袜业副董事长翁荣弟告诉记者，今年浪莎的出口产品价格平均调高10%，最高达到20%。“最低人民币升值的5%，客户是一定要给的。”
环球资源(Global Sources)9月公布的一份大范围调查称，他们6个月内访问了中国内地741家供应商，70%以中国为基地的制造企业表示，将在未来一年里提高出口价格，价格升幅会被控制在10%以下。
而《中国企业家》也在广交会后，向地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300家制造企业发出了调查问卷，有约15%的调查对象给予了回复。统计结果显示，这些“中国制造”企业第一次不分行业地全面调高了对外出口的价格。被调查企业销售产品平均涨价6.82%。超过八成的被调查企业确定产品的销售出现10%以下涨价幅度，其中有一半的被调查企业涨价幅度在5%及以下。
当然，中国制造商们更关心的问题是，开始变得“昂贵”的“中国制造”还会不会受到全球买家的认可？在2006年秋季广交会上，前三天出口成交累计达到82.13亿美元，比上届同期增长10.88%，比上年同期增长21.18%。显然，提价，至少在短期内并没有损害“中国制造”的魅力。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制造都熬过了冬天，无论是调查公司的调查结果，还是《中国企业家》记者的实地采访，都发现仍旧有一些行业的不少企业，在继续赔钱生产。
东莞近4000家注册登记的玩具企业，除了少数几家调高出口价格，其它绝大多数企业都保持原价，“做多少赔多少。”东莞玩具行业协会会长陈祥佑告诉记者，东莞玩具企业平均裁员比例超过20%。
“涨10%，大概会丢掉5%的客户；涨35%，可能就会丢掉80%的客户。企业丢失客户，就是丢失饭碗。客户离开再回来，难度就大了。”距离杭州40分钟车程的湖州，是自古以来的丝绸之乡，丝绸企业鳞次栉比，即便是丝绸之路集团这样当地的大型企业，当家人凌兰芳也不敢轻易调高出口价格。
还有一些企业，在这场制造业涨价大戏开始之前，就不得不离开舞台。从2005年9月开始接受反倾销调查到一年之后美国法院判定征收76%的惩罚性关税，渡边纸制品公司的年销售额从20亿元滑落至1亿元。在公司的深圳工厂，80%以上的的生产线已经停工。“渡边没有因为原材料涨价而改变对外出口的价格，因为我们对外出口(主要是对美国出口)，已经因为反倾销税全部停止了。”渡边纸制品深圳公司总经理张川如此告诉记者。
扛不住的成本
“中国这些企业也明白了打价格战，其实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做法。所以现在为什么会出现外贸产品联合涨价？其实是因为很多因素已经让它没有空间再去消化了。”
11月24日，广东顺德甘碧饮品公司的门口，两个女孩在等待面试，衣着光鲜，脖子上挂着三星mp3。广东工人工资近一两年来的几次上调，对于这两个18岁左右的女孩来说，意味着不必像自己的姐姐(甚至母亲)接受十余年不涨工资的命运，意味着他们和城市中成长的同龄人的物质精神生活的距离不是像以前那样咫尺天涯。
而这对珠三角以至全中国大多数的制造性企业，尤其是对一直以来“工人每月涨100元工资工厂就没有利润”的加工企业，不啻为一场空前的打击。在深圳，工人最低工资从580元增加到800元，涨幅为40%；在东莞，工人最低工资分两次从450元涨到690元，增长53%。在杭州，劳动力综合成本(包括工资和各种保险)从2004年的1000元涨至1800元，涨幅高达80%。在宁波慈溪，最低工资从800元涨到1500元，增长几乎一倍。这还没有计算因为改善工人工作生活环境以及培训费用的增加。
最开始以劳动力价格低廉吸引了无数台商做产业转移的东莞，五六年前就感受到了劳动力缺乏的压力，“不只是国家对劳工保护提高最低工资，华东的发展也分散了华南地区的劳动力，劳动力短缺使得工人实际工资不断攀升。”在东莞打拼17年的东莞台商协会秘书长张汉文告诉记者。他拥有的制鞋企业巧集集团工人平均工资1200元-1500元，远远高于东莞工人最低工资。
相比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劳动力的短缺，更让制造业主心惊肉跳的是原材料成本的上涨。纸业原材料涨价幅度最小，超过10%，加上附件，原料成本增长20%。玩具、家电行业的主要原料塑料，在石油价格不断推高下，从两年前的6000元/吨，涨到现在的14000元/吨，增长133%以上。家电小家电方面，一年之内，铜、镍、钴的价格上涨都超过
300%，铜的价格从今年年初到4月份，价格从3万元/吨一度摸高9万元/吨。纺织行业，蚕茧的价格也在三四年内不断刷新历史最高价格，2002年、2003年30000元/吨的干茧，现在是90000元/吨；生丝的价格从2004年底往上推动，2006年2月摸高35万元/吨，涨幅也超过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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