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长沙地区为例，长沙2006年的平均年工资是两万四，每个月大概是两千。两千块钱工资如果乘以0.6的话，就是一千二，大家知道我们有很多隐性收入，并不体现在收入里面。再加上去年的物价因素和一些自然增长，我认为1500是有依据的。

　　另外一个，我们认不认可、怎么认可确定最低工资的标准。一个原则是我刚才提到的国家颁布的最低工资法规，同时还有福特先生在一百多年以前提到的最低工资标准，我可以背下来，“我们国家的大多数公民是靠工资生活的，他们的消费水平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繁荣”，这说明了工资的重要。另外他说，“工人的工资承担了工人在车间之外的所有业务，它要解决它年老以后的生活问题，它也许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他要让孩子有房子住，有衣服穿，受教育，并且还能够有一定生活的小享受”，这是福特先生大概一百年以前，他给工人确定工资标准的原则。另外一个是马克思对工资的看法，他说这样谈这个问题的，工人的工资至少要解决三方面的需要，一方面是他本身基本的生活需要，就是他生存的基本生活需要。资本家为了让他干活，就必须给他饭吃。第二个是为了让他干好活，所以工人的技能也要提升，所以有一部分是可以帮助工人提高自我技能的。第三，为了不断地给资本家创造价值，工人还要为资本家培养和抚育后代，就是抚育劳动力的接班人。马克思的思想也是三个，就是自我生存、自我提升和抚育后代的责任。

　　不管按哪一个，按现在的消费水平，我认为大概都要在1500块钱左右。

　　有责任感的企业必须遵守《新劳动法》

　　主持人：在两会期间，有些代表也提出了一些议案，一个是“取消无固定期限合同条款”的议案。您对这种说法是怎样的评价？

　　向文波：我个人认为《劳动合同法》是很好的法律，是和谐建设的基本基础。在我个人看来，对我们《劳动合同法》的过度反应我认为是不适当的，像中国这样的劳动法，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早就已经颁布并且已经实行了，因为弱势群体不可能永远靠市场解决，这是竞争的结果，全世界，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对弱势群体的保护都是通过法律来保护，所以很多国家都有最低工资标准，都有劳动者的基本福利和社会保障要求。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个劳动法的问题不是太严格了，我感觉，它是来的太晚了一些，其实更早就更好。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它的价值除了为企业自身创造利润以外，它还是一个社会责任，要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履行必要的社会义务。如果一个企业连基本的社会责任和义务都不能承受的话，这个企业本身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我个人的观点，这个劳动法应该是很好的法律，每一个有责任的企业家，都应该切实按劳动法处理好劳资关系。

　　主持人：我们这几年成为了世界的制造工厂，但我们工人的工资水平是比较低的，现在有一些情况，沿海地区出现了招工难的现象。这是市场原因促使我们工资提高，还是政府确实需要制定这样一个东西，来保障我们的最低收入？

　　向文波：确定我们基本工资的原则，大家认可这个原则，剩下才是数字，才是多少钱。

　　我感觉，目前我们存在几个问题，一个是内需不足，这次总理在报告当中也特别提到了，要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概念。另外一个概念，我个人觉得我们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这几年都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我们的国际贸易额现在排到了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达到了15200亿美元的规模，并且还在一个快速的轨道上面。现在贸易的顺差，过大的贸易顺差也是一个问题，怎样实现外汇储备的保值和增值，这也是很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我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跟工人的工资是很有关系的。所以福特先生一百年前就讲了，国民消费水平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繁荣。如果以我们国家目前的最低工资标准，有些地方六七百块钱的工资，我认为基本上只能解决这个工人的生存问题，只能维护简单的再生产，不能有效地消费。我认为中国产品本身的价格，我们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这是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的。比如说，我们家电行业现在全面是亏损的，我们家电行业的质量，还没有到必须亏本卖的程度。比如我们的摩托车，是论斤卖的，我们出口一辆摩托车，只能赚五十块钱。

　　为什么我们的产品价格这么低呢，并且我们的工资这么低呢，我认为，由我们低成本的劳动力创造的超额利润，由我们低成本的要素创造的超额利润，还有我们付出的环保代价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以及中国政府鼓励出口，各种扶持性政策，为企业创造了超额利润，全部被恶性竞争消耗掉了，全部变成了恶性竞争的本钱。

　　2005年我们国家实行了汇改，有记者问我说，你认为我们人民币升值会对我们产品的出口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就讲，我说人民币升值10—20%对中国产品出口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我知道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太大了、太明显，根本就不只10—20%。

　　那么事实上，从05年到现在，人民币升值已经超过12%，但是1月份，我们国家海关总署已经公布了我们进出口和贸易赢余的情况，我们进出口是快速增长，贸易赢余达到了194亿。

　　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增强提高中国出口的价格，来抑制过快的出口增长，另外一个是通过提高汇率，就是提高人民币汇率，使人民币升值。但这两种方法产生的结果，后果却不同。

　　如果是人民币升值平衡这个贸易的话，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不合适的。大家知道人民币升值对于一个出口为主的国家来讲是吃亏的。我们现在人民币升值12%，意味着我们一万五千两百亿的美国储备贬值12%。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国内的居民，就是国民并不能分享人民币升值所带来得好处，因为我们的国民都是在国内消费。

　　如果我们出口价格上调12%，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假如我把这12%里面的一半，6%用于来提高我们员工的工资的话，我相信这1500块钱的工资是绰绰有余。如果说把3%用来提高我们出口企业的利润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出口企业的效益会有根本性的好转。如果说把其中的3%，用来提高作为我们国库收入的话，那么我们的国库，我们的财政会更加从容。

　　但遗憾的事情是，要看我们中国企业市场化行为来达到提高价格的目的，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的国人喜欢恶性竞争。这时候我倡议提高员工的工资，事实上就是以国家法律手段，全面提高出口产品的成本，逼迫出口型企业提高价格，因为我们有提高价格的权利。我相信，也许我们不能帮助企业实现更多的盈利，也许不能帮助国库增加更多的收入，但至少可以让我们的国民得到更多得实惠。如果我们的工资标准能够提高到这样一个标准的话，那么我们国内的需求将是另外一番景象，又会创造大量的就业。

　　我提出这点以后，网上有很多评论，有的说向总你这个建议很好，但是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我个人认为，把通货膨胀的压力和责任放在低收入阶层身上，这是荒唐的，也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不可能靠压制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来抑制通货膨胀，全世界可能也没有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