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人民币升值12%，而是出口产品涨价12%，把这12%的一半用来加入员工工资，那么我想15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目前省会级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应该是1500元左右。”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向媒体公开表达的一条建议，引发多方关注。
不少代表和委员都对提高职工工资发出了支持的声音，但也有不少人反对和质疑向文波的这一提法。在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使得企业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上升趋势明显的当下，工资问题，无疑成为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向文波引用美国福特汽车创始人福特的话来说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重要性：“再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繁荣。”
“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GDP每年增长10%左右，但如何让普通百姓都分享到发展的利益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向文波分析，尤其是大量低收入阶层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实在太低，如农民工加班加点平均工资只有700元/月，像武汉这样的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不到600元/月，“这样的薪酬标准只能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根本谈不上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他认为，分享成果的基本形式应该是尽可能提高国民的薪酬和福利。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中国劳动学会会长华福周认为，在经济快速发展、企业利润增长、物价水平上涨的情况下，企业职工的工资理应随之相应提高。事实上，早在2004年初，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颁布了新的《最低工资规定》，明确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要调整一次。但真正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
一个例证是，据统计，从2003年到2007年，广州市职工创造的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约14.50%，人均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约14.52%，但职工工资平均每年只增长了9.45%。与之相随的教训是，珠三角地区已经连续几年出现“用工荒”。
“如果我们的就业只是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甚至连这些都不能完全解决，我认为就是无效就业，这样的就业率再高，也没有太多的意义。这应该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向文波说。
大部分企业有能力承受”
不仅提出“15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向文波还言之凿凿：大部分企业有这样的承受能力。“如果我不是做企业的，有人会说我是信口开河，但只要了解我的(企业管理者)身份，就应不会怀疑这个(企业能够承受这样的工资标准)。”向文波表示。
“他将那层窗户纸捅破了。”湖南省社科院院长朱有志如此评价。
但反对和质疑之声也不少。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提高工资将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竞争力，更主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标准应该由市场决定。
“有人说，最低工资标准应该由市场决定，这个是绝对错误的。”向文波直言，工人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利益应该得到保护，“全世界不管是哪个国家，关于最低工资标准、关于员工的基本福利，都有法律性的强制规定。”他指出，许多企业对这一情况也心知肚明，也有能力提高职工工资，但从追求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没有人愿意主动来提。
向文波则表示，企业员工作为弱势群体，不能因为一些本不应由他们承担的因素而利益受损，“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
不只是民生问题
与外界众多声音不同，向文波认为，最低工资标准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民生问题。
“我相信只要产品卖得稍为像个产品而不是像卖破烂，这样的中国企业就都能承受15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向文波说，这正是他建议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真正用意所在。
在他看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非但可以实现，而且应该通过这一过程，使国内企业实现一个“理性的成熟”。
“自2005年国家启动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升值已经累计达到12%。人民币升值12%跟出口产品涨价12%，对我们价格竞争力的影响是一样的。但是人民币升值所产生的结果，与我们提价所产生的结果完全不同。”向文波说。
“如果不是人民币升值12%，而是出口产品涨价12%，把这12%的一半用来加入员工工资，那么我想15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完全可以实现，甚至可以大大超过的。”向文波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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