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斐逊对人民的道德品性充分信任,而对于权贵富人,他从来没有好评,认为他们自私自利,愚蠢顽固,于社会没有价值。他说:“罗什福考尔德和蒙田之流认为15个人中有14个是无赖,我不以为然。我认为大多数人是诚实的,这个比例应该大大降低。但是我一贯认为无赖都是在最上层,这个比例对于较高等级的人以及那些高处在粗野的群众之上,总是费尽心机想舒舒服服地置身在权力和地位之中的人来说,绝对不太大。”他认为美国的民主自由依靠的是平民百姓而不是富贵之人。他一再主张人民,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人民,“由于他们是公共权利的唯一诚实的、因而也是唯一可靠的保管者,因此必须让他们来主管这些权利,发挥他们所能发挥的一切作用;他们有时也会犯错误,但决不是蓄意犯错误,决不是处心积虑想要推翻政府的各项自由原则。”
马克思说专制制度与人性不相容,专制制度使人不成其为人,人与人的关系是兽的关系,兽的关系只能用兽性来维持。对于这一点,孟德斯鸠更是做了详细而深入的论述。孟德斯鸠指出:民主政体的原则是品德,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在专制国家,人的命运和牲畜一样,就是本能、服从与惩罚。那里到处都是苦难,一切都被掠夺。专制制度下的帝王与人民都缺乏起码的善良和仁慈,灵魂卑劣不堪。人们懒于思考,迷信而愚昧。民主法治下的人民如果丧失了品德,腐化堕落,那么,民主政体就会蜕变为专制政体。孟德斯鸠在解释形成西方的自由法治与东方专制奴役的原因时,虽从气候的不同说起,但落脚点仍是东西方民众道德品性之差异。他说:“你将在北方气候之下看到邪恶少、品德多、极诚恳而坦白的人民。当你走近南方国家的时候,你便将感到自己已完全离开了道德的边界;在那里,最强烈的情欲产生各种犯罪,每个人都企图占别人的便宜来放纵这些情欲。”在他看来,欧洲的人民因为寒冷而勇敢直爽,东方、南方的人民则因炎热而怯懦狡诈。气候炎热导致他们没有高尚的进取心,也缺乏宽容豁达的感情。这样,诚实勇敢、品德高尚的欧洲人民就保住了自己的自由,建立了民主法治。而亚洲人则因为怯懦狡诈、心地卑劣而被奴役于专制之下。从气候的差异解释道德品性的不同,理由并不充分,但从道德品性的差异解释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奴役,却是有说服力的。
(编辑 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