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中国年轻人对日本的态度又并不是只有喜欢而已。“该如何理解今日如此复杂的中国呢？”小野千重子问道。她曾作为日本的国际协力组织成员在北京、安徽等地服务了将近3年。

　　在安徽省，他们援建学校，担任义工。在阜阳市颍泉区杨庄小学，她的同僚水谷准感到困惑：为什么校舍如此破败，当地政府却建起了豪华办公楼？他在《产经新闻》上发表了调查报告，引起日本读者对中国的又一波“恶感”。这一事件中最受忽视的是细节是，日方最终还是拨给杨庄小学8万多美元的援助资金。

　　在北京西单的地铁口，时有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在地上铺上一块写有“抵制日货”字样的白布，然后弹吉他吸引人们的注意。刘靖瑶也站在这里，身边围拢的年轻人的装扮就像是来自东京。

　　不过，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存在虽广泛，却不够深入。1990年代，在中国的书店里，关于日本企业的出版物不再是热门读物。17世纪的著名作家井原西鹤的风俗小说《好色一代男》进入了排行榜，而他更重要的作品，关于商业生活的《日本永代藏》、《世间胸算用》，却从没有出现在中国各书店的书架上，尽管町人伦理是日本商业在武士道之外的另一精神源头。

　　对日研究不够深入，亦是中国的日本学者们的长久苦恼之一。著名学者周一良在去世之前遗憾地说：“我因为政治的需要，把能够用在日本史上的有限时间，都去搞了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

　　无法抵制的日本

　　在今天，一个坚决的日货抵制者可能会遇到的无穷多的困难。“日货”并不仅仅是人们通常了解到的那些汽车和电子产品，钢铁、纤维等日本的大宗出口产品隐藏在无数中国建筑之中，日本化学制品无处不在，而日本制造的医疗器械则几乎是每一家中国医院的必备品。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角度来说，一个彻底的日货抵制者甚至无法使用京九铁路、北京地铁和首都国际机场。

　　据日本大使馆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04年度，这一计划(ODA)为中国提供无偿资金援助约1457亿日元，约合65亿元人民币，技术合作约83亿元人民币，有偿资金援助约1651亿元人民币。

　　井出敬二相信，完全的抵制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一个日货抵制者甚至根本就没办法使用手机。“任何一个牌子的手机，无论是中国的、瑞典的、美国的还是韩国的，”他说，“都有日本零部件。”

　　“手机”这个词也来自日本。对于极端民族主义者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是，每当他们愤怒地提及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时，就在无知无觉中使用了“日货”——“历史”这个词同样来自日语。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词汇是如此之多，其中包括了中国各个时代最时髦的词汇，从“共产主义”到“经济学”。抵制者们的困难更多地来自文化方面。

　　每天早上，中国的很多餐馆的服务员都会列队拍手，齐呼企业口号，这一习惯来自日本企业。在路上，人们会看见前面轿车尾部的招贴：“熊出没，注意！”它是来自多熊的北海道的舶来品。屈臣氏是香港品牌，但它的经营理念完全效仿日本的“药妆店”，在那些漂亮的瓶子里，盛装的是中国城市女性难以抵挡的日式风格。到了晚上，当某位坚定的抵制者打开电视机时——当然是国产品牌——会看到一些中国公司在使用一句有着爱国主义色彩的广告词，“产业报国”，它来自松下电器公司。

　　日本企业法则在管理经营方面帮助中国企业度过了起步的艰难时光，不过在中国的风行并不长久。作为国家精英的中国的新贵阶层很快就注意到，在1990年后的经济新世界中，美式的创造精神比日式的谆谆教诲更成功，商业偶像从此变成了杰克·韦尔奇和史蒂夫·乔布斯。

　　日本不再是中国的老师了吗？经济生活的细节可不能支持这一点。在北京西单的无印良品店中，中国顾客会面对日本人生产的衣架上的小缺口而暗自叹息：为什么可以替顾客想到用不同的方向挂衣服的需要的恰好是日本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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