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困惑”和“不确定性”

　　日本社会是稳定的，中国则在急遽变化。仅仅在三十多年前，情况还恰恰相反，当时日本充满朝气，中国则沉落到死寂之中。十几年来，日本人心目中的新英雄总是传统的武士道精神的继承者：不知二战已经结束而在菲律宾丛林中坚持游击30年的陆军少尉小野田宽郎、保险推销女王柴田和子和一匹名叫乌拉拉的屡败屡战的赛马，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一回事。而中国英雄则是张朝阳、春树、李宇春，他们完全不同，惟一的共同点是在这个难以捉摸的时代里取得了成功。

　　在现代化之旅中，中国的旅行箱中装着什么？恰如小野千重子所言，日本人该如何理解今日中国？

　　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远远不如它们1970年代在欧美发展得那么顺畅。从1992年八佰伴百货进驻上海浦东开始，日本零售商大批进入中国。伊藤洋华堂、永旺、伊势丹、三越等均在1996年前后渡海试水，但十年来，以八佰伴的破产为标志，日本零售商的中国冒险并不成功。巅峰时期，伊都锦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和百货商店达到26家之多，但到了2007年8月，伊都锦商厦在青岛的门店正式闭店，伊都锦随后结束在华全部百货业务。更早些时候，在日资格外青睐的上海，日本零售业巨头伊藤忠株式会社参与投资的和之百货开业不到半年便停业调整。

　　日企固然在中国获得利润与发展，比较起来却远不如欧美公司生气勃勃。中科院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当待遇相当的条件下，在日企工作的中国员工更倾向于选择欧美企业——中国的年轻人愿意像欧美人那样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发挥潜力，而不愿像日本同事那样忠诚、信义地接受终身雇佣。

　　在大学里，一般学生们对谷歌中国、微软中国的商业领袖的名字如数家珍，可是索尼在中国的头儿，是谁呢？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这个得到美国网络公司的搜索引擎上去查一查才行。

　　与美国企业在中国顺风顺水甚至时常获得道义上的肯定相比，最近8年来，日本企业多次陷入了泥沼。2000年后，东芝笔记本事件、三菱帕杰罗事件、丰田霸道广告事件等几次日企危机，引发了媒体的大量批评。从日本人珠海集体嫖妓事件到三菱东京UFJ深圳支行一日籍科长殴打中国籍部下事件，一次又一次，历史问题微妙地总是会折射到日企与中国民众的关系上面。

　　马立诚在2002年发表《对日新思维》，立刻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攻击”，网民们称其为“汉奸”，甚至将其文章与汪精卫1938年的《艳电》并列。有人把辱骂的话写在寄来的信封上，“让沿途的人看”。作者的地址被公布出来。一个被他认为“恶搞”的行动是，有人在网上造出了一个凤凰卫视的播出画面，屏幕上女主播在播报新闻，下方则添加了一条滚动字幕：“本台评论员马立诚今日在香港中环被爱国青年痛殴。”

　　在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的“融冰之旅”后，马立诚才感觉到“受到的攻击明显减轻”。

　　2004年和2005年，反日情绪正炽，2005年4月导致了上海、北京等城市发生大规模反日示威。

　　中国A，一个理智的、受过较好的教育的中间阶层以上人群反对这种行动，至少反对其行为方式，但是中国B，另外一个人群，数量庞大而且躁动，冲动行事并一时独揽了国家的形象。

　　日本A，了解中国的极小人群，清楚中国社会的这种分别，但是日本B，绝大多数日本人，习惯于把所有中国人都看作是一个人，反之亦然。上海反日示威的次日，拥有16000名会员的日本新一代企业家团体“青年会议所”发布了一个紧急调查结果，数据表明有74％日本企业家对中国“反日情绪”感到不安。

　　“令人困惑”和“不确定性”，正是近年来中国在日本的形象。对于中国社会能否可靠运转，日本各界充满了不信任感。

　　日本在中国的存在由此带上了奇怪的色彩。欧美的化妆品公司会给中国记者留下很大的采访空间，可是资生堂公司公关部的工作人员会在采访之前就与记者沟通采访方案，事后又要做勤勉的交流。花王公司在今年年初就筹办媒体见面会，可是5个月后仍未召开。对日本企业来说，谨慎再谨慎，是在中国做事的第一要义。

　　在北京，吉野家餐厅的餐桌上一度多了一个塑料标牌：北京吉野家是中国人自己经营管理的著名品牌。这是真的吗？这家供应牛肉饭和糖渍姜片的企业在日本开有一千多家餐厅，是货真价实的日企。吉野家北京公司公关部的一位女孩不接受采访，她说：“这也可以理解吧？”

　　相关阅读：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