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大众汽车集团前董事长卡尔·哈恩博士

　　这是一位风度翩翩、受人尊敬的80岁老人，他于2006年进入了“欧洲汽车名人堂”。他就是汽车世家的后代、战后带领奥迪浴火重生的卡尔·哈恩博士的儿子、大众汽车集团前董事长（1982-1993年）、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小卡尔·哈恩博士。

　　2007年年底的一天，哈恩来到了北京，向中国读者介绍他的新书——《我在大众汽车40年》。“中国在这里面是单独一章，也是最重要的一章。我之所以把中国作为单独一章来写，就是希望中国读者也能够了解，尽管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已经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也能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成果的表现，并且即将走向世界市场，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可能买车、造车是一件很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我仍然希望大家通过读这本书能够了解到，当初我们起步的基础是多么的薄弱，当初创业多么不易！”

　　在凯宾斯基饭店的咖啡厅，哈恩接受了《国际商报》近两个半小时的独家专访。陪同他的是前大众汽车公司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李文波博士，一位前大众汽车公司发动机项目负责人、大众在华两个合资企业先后成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之一和见证者之一。他们对问题的回答本身，就可以构成中国汽车工业对外开放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读者们或许会从中发现，一些今天被我们视为轻而易举的事，在当年却是困难重重；一些现在看来是早该如此的事，在当年却显得异常超前；一些我们现在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在当年则是突破性创举……今天我们会跑步了，我们却因此而抱怨，早知如此，干嘛当年非要让别人扶着学走路？

　　温故知新。见证者们对史实的述说自然会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一些重大问题自然会有个人的理解，但无论这些角度与理解如何偏狭，总要胜于那些对历史充满无知与偏见却煽情味十足的似是而非的所谓定论，对澄清一些历史的迷雾，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促进中国汽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大众为何冒险到中国来？
　　上海大众项目为何谈了6年？
　　整车合资企业50对50的股比从何而来？
　　是捞一把就走，还是做企业公民？
　　为何要建立两个合资企业？
　　为什么一汽大众的股比是中方60，德方40?

    《国际商报》：您第一次或者大众第一次跟中国的接触到底是在什么时候？

　　哈恩：1978年中国部委的代表团到德国访问，他们先去了奔驰，后来才来大众。当时中方想在中国组装汽车，然后出口，准确的情况李博士最清楚。1978年我还没回到大众。

　　李文波：当时是1978年，中国第一个访问大众的是杨铿部长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杨铿当时是四机部的副部长。确实像哈恩博士所说，杨部长先去了奔驰，后来到大众。当时我还在（大众汽车的）研发部，是临时被大众公司当时负责全球生产业务的董事副总裁哈特维希先生抓去的。当时没有人能做中文翻译，所以把我现给抓出来了。

　　杨铿一开始根本没想谈轿车，他来大众是想来看看大众的商用车。哈特维希副总裁当时告诉他们，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肯定不只需要商务车和卡车，还需要轿车，杨铿当时说中国人多路少，不适合发展轿车，就是需要卡车。哈特维希副总裁用德国的例子，特别用大众汽车的例子来讲商用车和轿车的关系。他对杨部长说一开始大众生产的是甲壳虫轿车，在甲壳虫底盘上推出商务车。

　　《国际商报》：和上海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

　　李文波：当时（1978年）上海邀请全世界主要的十家汽车公司到上海访问。我们（大众汽车公司）这边派了负责亚洲和日本业务的鲍施先生去了上海，了解情况。那个时候中国提出的想法是出口加工，要搞一条组装线组装汽车，然后出口赚外汇，是这样的思路。

　　编者：在因外汇过多而烦恼的今天，有多少人能理解30年前我们严重缺乏外汇的困境？

　　1978年11月鲍施先生回到狼堡后汇报说，上海提出组装两种车型，是轿车和商务车。这个时候（第一机械工业部）周子健部长带着第二个中国代表团来了，谈小轿车项目。

　　哈恩：我是82年1月份到大众担任董事长的。几乎是一到任，就需要我尽快批示的有两个项目，一个是西班牙西亚特，一个就是中国项目。这两个项目，当时都不受欢迎，下面的人建议别干了。我（向董事们）谈了我对中国的想法。当时中国受到了文化大革命很大的破坏，但是另一方面，我也看到，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与以前是不一样的。邓小平是个天才，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够实事求是，带领国家开始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这样的政策非常正确。

　　当时，中国政府所做的一些具体事情，使我相信中国的发展是正确的，特别是在我从1984年起亲自去中国访问以后，我那时了解到，中国政府将他们的年轻人、甚至是领导干部自己的子女派到哈佛或者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去留学，而不是去苏联。我因此坚信中国政府的改革方向不会改变。

　　在中国政府使我信服的同时，我也相信中国政府能够让大众和中国合作伙伴以公平的方式进行合作。在这个项目过程中固然有很多同事帮我出谋策划，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直接和中国的领导人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在中国所有的项目都是我亲自负责。我坚持所有的工作都是自己亲自决策，与中国伙伴做面对面的交流，而不是派代理或者代表来做。

　　幸亏那时在世界汽车工业界，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日本，只有我相信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看好中国的前景。所以我们在几乎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孤独地在中国发展。

　　编者：哈恩错了，美国克莱斯勒已经先于大众在1983年建立了第一家中外整车合资企业——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1985年，法国标致公司继大众之后在广州建立了合资企业——广州标致汽车公司；1992年，法国PSA标致雪铁龙集团与东风汽车公司合资成立了神龙汽车有限公司。从某种程度上讲，哈恩或许没有错，因为这三家中外合资企业由于种种原因要么最终关门，要么没什么起色，基本上没有对大众的合资企业构成有力的竞争，令哈恩感到“孤独”。这一方面表明，当时尽管竞争者不多，但在中国投资生产汽车具有很大的风险；另一方面也表明，大众的成功并非仅仅是因为来的早，没有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