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1990年代起家的温州老板有两种：“一种是像我苦出来的，一开始就老老实实做生意的；另一种是靠原始积累，在每一行快捞就走，有了本钱，到环境不允许了，再洗白，干干净净做生意。” 回忆起早年能回到老家、不再饿肚皮的日子，温州老板周大虎一掐算年头，已经是三十年前了。那些屈辱的日子，为生存挣扎的光景，屈死的人，时代大河里的沉沉浮浮，让这个不擅言辞、表情严肃的中年男人，有些按捺不住的激动。
这位“虎牌”打火机的创始人，在2003年中国打火机与欧盟的反倾销官司中，牵头中国的打火机企业，打赢了中国加入WTO后民间反倾销第一场国际官司。一时，声名鹊起。
开阔华丽的办公室，正中悬挂着一幅巨大的猛虎图，一张色彩斑斓的虎皮铺在沙发上，昭示着主人的财力和身份已今非昔比。抹不平的是脸上的皱纹，这是早年奔波劳苦的印痕。
九年“黑户”
和温州大多数出身草根的老板不同。周大虎出生于革命干部家庭，家境好，是老师、同学看重的模范学生，13岁之前的生活充满着阳光。随着父亲被打成“右派”，一夜间，一切都改变了。戴着“黑五类子女”的帽子，饱尝人情冷暖。
初中毕业后，周大虎插队到温州的一个偏远山区，“地里的活都干过”。生产队里只有米，知青买菜买衣服、生活用品，都得靠家里支持。父亲被送去劳改，全家都靠母亲一份工作养活。好强的周大虎怎么也不愿向家里要钱。农村里活不下去，他就跑了出来，开始跟着熟人到外地打工。
跑过西安、江西、湖北，跟着包工头接活干，做锅炉，装管道。“一个月能赚上几十块钱，那时一个普通的国家单位职工工资是18块”。周大虎省吃俭用，积攒了几个月的钱，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那时买粮食需要粮票，在黑市也买不到粮食，有一个星期，周大虎曾全部用柿子充饥。
在外流浪的日子，什么苦都吃过，但周大虎就是不愿回温州——右派的儿子，一个没工作没户口的人，他不愿看到别人的白眼。“在26岁前，我从来没谈过恋爱。因为一谈恋爱，对方父母就会调查你的家庭背景，那就是自取其辱了。”
不久，包工队队长被抓回温州，以黑包工头的罪名给枪毙了。周大虎则被遣返回乡，在西安收容所里足足关了一个月。生了一身虱子，途经上海，夜宿亲戚家，他把姑妈全家都传染了。
回想当年带他干活的老乡，周大虎心里无限感慨：“如果活到今天，他也是一个民营企业家，也是什么劳模了。”
七十年代末，政治气候开始回暖。周大虎的父亲平反，又成了革命干部了。当了9年黑民后，周大虎回到温州，顶替母亲进了温州邮电局，平生第一次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两套绿色的邮电工作服，周大虎白天穿旧的一套，下班后换上新的，足足穿了一年。“舍不得换下，我高兴啊。我就想和别人说，我周大虎有工作了，不是黑户了，和你们是同等的人了”。
这一年是1976年。
他卖力地工作着，处处要求自己干得比别人好、比别人强，要证明给别人看“我周大虎不是个一般的人”。就是干扛邮包这样的活，他也要扛得比别人多比别人好。
到1990年，周大虎已经是温州邮电局的一个中层干部、公认的能人，爱人在工厂里上班。双职工，一个独生子，一家三口住着单位分的60多平方的新房，小日子过得还不错。
下海当老板
1991年，周大虎妻子所在的温州汽水厂破产，作为一次性补偿，能领到5000元的安置费。为给妻子找份事干，周大虎在家里办起一个装配打火机的作坊，招收了三五名工人。当时，周大虎业余时间帮妻子跑加工、销售。慢慢地，他开始对打火机市场有了了解。当时，国际上的打火机主要是在日本生产，市场价是300元~500元一只，温州本地生产的，只要十几元，价格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
“我当时觉得，这个行业前景很好，我周大虎的机会终于来了。”办家庭工厂的第二年，周大虎决心下海。
从来没听说什么“品牌”，也没读过几本书。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周大虎，朦朦胧胧地觉得要做出自己产品的口碑。1991年注册的“大虎”牌，成为温州民营企业最早的注册商标之一。
“白天当老板，晚上睡木板”，温州方言里常常有对小老板的戏谑。1992年，周大虎租了一个300多平方米的破旧厂房，招了百来个工人，每天开工十七八个小时。老婆、孩子跟着他从刚装修好的新家搬进厂房，一家子挤在7平方米的小阁楼里，没有卫生间，不能洗澡，三餐要在路边的饭摊解决，离厂100多米远弄堂里的公共厕所成了他们的卫生间。一住就是整整五年。等后来搬到豪宅，儿子已经读高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