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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娟：杜老师，从商务部掌握的资料来看，咱们对欧洲投资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
杜奇华：对非洲的投资，好多是通过援外出去的；而对欧洲，主要在一些机电产品上。但对欧洲的投资现在还是很少很少的。
实际上，中国企业“走出去”还需要很长时间。这是因为，没有一个“走出去”不是靠技术，不是靠知识产权。如果完全靠资本的话，那绝对涉及人家的国家安全。比如说，你要收购人家的国有公司，或拥有先进技术的公司，那绝对是不行的。因为这涉及人家的经济安全。可你去收购一个服装企业，又没有意义。所以，你要有自主知识产权，要有技术。如果你不具备这种条件，说十年可以“走出去”，二十年可以“走出去”，三十年可以“走出去”，我都觉得很难。如果世界上每天产生十个发明，可能有八个出自于美国。你没有发明，哪能有知识产权？同时，你想完全靠像“沃尔玛”这种商业性的品牌打出去的话，也很难。为什么？你缺乏文化，缺乏一种文化上的沟通。而文化非常非常重要。
周安平：的确。咱们在欧洲的投资很少。德国算多的了，但到今年3月份，在德国境内的中国投资仅有2.99亿欧元，不足在德国外资的0.5‰，非常少。
杜奇华：你看跨国公司，它就是对外投资的象征。这些跨国公司，都有自主知识产权，有自己的品牌，不管在技术上还是管理上，都是非常成熟和先进的。中国没有，没办法，你在这方面就做不了。
王亚娟：我看到有一种说法。它说中国企业面临的国家风险，有时候是由于我们自己造成的。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的政府一些相关工作没有做好，导致国家风险降落在我们企业头上？
杜奇华：这话对啊。第一，要有一个双边经济合作的框架，双方得达成一个协议。没有协议的话，你就没法儿做这些事情。要在框架下进行。第二个途径就是通过一个国际框架，双方都加入了一个多边机构，有个游戏规则。既没有规则，又没达成协议，那你到人家那儿去投资，肯定就没有保障了。
王亚娟：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怎样？
杜奇华：基本上还不错。跟美国、欧洲一些国家确实有一些协议，同时也通过国际上的一些框架。重要的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我们基本上都进去了。但问题在哪儿呢？我们面临的国家风险，实际上很多是属于“绿色壁垒”呀、“技术壁垒” 呀。就是说你这东西不过关，你这个产品到人家那儿会给人造成污染，人家就说你这东西不合格，你不能在我这儿投资。实际上，是咱们水平太差，没有达到人家的标准，甚至都没考虑这些因素。还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再说，有很多“绿色壁垒”的规则，人家的标准也不是专门针对你中国的，对韩国、印度、巴基斯坦等也是一样。
在非洲、亚洲会遭遇怎样的国家风险？
王亚娟：请姚老师谈谈非洲的问题吧。那儿的风险比较大，中国企业在非洲出了好几档事儿。
姚桂梅：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后，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进程：从我们周边熟悉的、风险比较低的一些国家向我们陌生的、风险比较高的国家发展。至于非洲，大家都知道，那儿的政治风险、经济运营方面的风险，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但是它那里的投资回报率也很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除了江所长说的第三世界国家一些共性的风险——比如失业率高和贫困化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外，还有就是工会组织，这个问题在非洲也比较明显。咱们国家有的企业到莫桑比克去投资，在它那儿，只要公司雇用当地员工超过50人，它就有权组织工会。咱们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对这方面的情况不太了解，于是还拿国内的一些方式方法对待，就引起了当地的一些罢工，甚至发生流血事件，中国企业经济方面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在非洲比较突出的还有宗教和民族矛盾，还有文化方面的。这些都跟中国国内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企业面临的风险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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